發布時間：2012-05-29 14: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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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五一”勞動節，已有北京、上海、四川、江西等14個省區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后的最低工資標準，深圳市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最高，達到1500元。
最低工資標準，從它的誕生起就一直遭到相信市場的經濟學家反對。在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上，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技能水平索要工資，如果他們索要的工資低于他們實際創造的價值，企業有利可圖，那么技能低、年老、體弱之人也可通過低工資就業。如果高于他們實際創造價值的最低工資標準被強制執行，企業必須付給他們的工資就多過這些人所創造的，企業就寧可不雇傭這些人，停止生產以避免虧損。勞動價值低于最低工資的人將可能完全沒有機會被聘用，崗位價值低于最低工資的工作機會也將不會再出現，造成所謂的“制度性的失業”，而最低工資標準這種價格下限在經濟學上存在著絕對的社會福利損失。
至于通過規定最低工資，把支付低工資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淘汰掉，“強迫”企業轉型升級，就更是荒謬之談。第一，產業升級是資本積累、勞動力素質上升、技術發展、創新、制度的共同作用，通過提高企業成本的辦法絕不可能實現產業升級。第二，最低工資法淘汰的是低素質勞動力，而充分的就業是整個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面。
實際上，這不僅是理論上，而且也是實際經濟中的現象。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道，香港最低工資制度實施一年，全港雇員整體工資獲上調8.5%，低薪則更加明顯，清潔、保安等行業加薪近25%.但工會也指出，最低工資法案的負面效應也顯現出來，雇主調升薪金之余，對雇員的要求相應增加，以致高齡等弱勢雇員被裁。
最低工資法雖然有這些負面效應，不過我們并非生存在完美的市場經濟的假設中，而生存在現實的環境中，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是毫無可取之處。
首先，我們具有人的價值觀，并非純粹的經濟理性動物—不但會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也會仰望星空尋求“道德與情操”。從這個意義而言，最低工資標準體現了一種價值觀，即每一個工作的人，都應該體面地活著。不能提供體面生活的勞動崗位是不人道的，即使這個崗位創造的價值很低。所以最低工資法案在全球多個自由市場國家都存在，美、英、法、德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均有最低工資標準。
其次，從現實經濟政策考慮，最低工資標準和社會保障標準必然是關聯的。為了價值觀，我們放棄“不勞者不得食”的理念，實施普遍的社會保障；那么，即使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社會保障標準必然成為實際上的最低工資標準。所以，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必然和社會保障標準拉開差距，隨社保標準而水漲船高，否則就會造成養懶人的局面。
更有趣的是，我們不僅生活在現實的經濟環境中，我們還生活在中國的現實的經濟環境中，于是，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有了中國特色。
由于真正的工會等可以幫助員工尋求工資協商的機構被實際上取消了，員工、特別是底層員工很難集聚起來和資方協商工資，所以，在中國，最低工資標準可以看作是一種政府代表的集體協商，必然對于中國勞動者缺失的議價權是個正面的補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這是一種對不完善、缺乏法制的市場的補充。
必須指出的是，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過程中，全程由政府主導，企業的聲音很小。這就會造成政府的目標成為主要考慮。最低工資標準反映了一地的經濟發展，為了凸顯地區經濟的發展，最低工資標準的高低、增速快慢就成了地方官員考慮的重點。他們傾聽的不是地方企業的呼聲，而是自己當政的地區工資標準在全國排什么位置，今年排位多少，超過了多少兄弟省市。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也就變成了一種競爭，尚缺乏公開透明的依據。在這個機制作用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會在一定程度上超過當地企業實際所能承擔的。
不過，同其他所有政策一樣，中國式特色的最低工資標準自會有中國式特色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來化解。在基層勞動監管部門的默認下，實際上，別說對于最低工資標準，即使對于勞動法，都有大量的灰色空間存在。超時加班、各種崗位罰款都可以輕易化解最低工資標準，更不用說很多地方甚至勞動合同都不用簽。這些勞動法、社會保障標準之中的灰色現象，在北上廣等大城市中也有存在，至于中國其他的法治環境更差的地區，就更為普遍了。因而，最低工資標準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被這種執法不嚴的灰色空間抵消，進而一部分社會福利就轉化為執法官員尋租的空間。所以，真正提高勞動者福利的辦法，還是在于加強單個勞動者的權利、提高他們依法協商自己個體工資的能力。
來源：致信網